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中

兵则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2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个12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预定的战术取得成功，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员密切配合的重要，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镋钯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

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武器，表现了戚继光的部队仍然没有脱离农民气息。但如果认为他不了解火器的功效，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在实战中运用过火器，和将领讲解火器的利弊，并在奏折中提到了火器的重要。然则终戚继光的一生，他仍然以上述的鸳鸯阵法作为主要的战术。这倒不是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牵涉到很多不易解决的复杂因素。

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曾经被名将俞大猷提出过。他准确地指出，倭寇的特长是娴习6战，水战时技术反而低劣。俞大猷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6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在他所著的书里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铣，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铰而已。”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经请求把6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但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这些有益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

然则俞大猷本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议，所牵涉的问题和将要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他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而且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地注重实际。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为个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使俞大猷的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就比较现实。他没有去触动整个的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他从1559年开始招募了3ooo名士兵。两年之后，兵员增加一倍，1562年更扩大为1oooo。

可是他的部队从来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军需处和兵工署。在整个国家机构之中，也没有委派过向他的部队作后勤供应的专职员。他部队中的装备和武器，来源于各府县的分散供应。这种况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质量。在戚继光的著作中，就明确提到各地所造的鸟统统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使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以作确的瞄准。有的火炮，铅弹与径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则导火线无法燃点。有鉴于俞大猷的壮志难伸和火器的实际况，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个的步兵队配备鸟铳2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铳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

按照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要求兵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戚继光的看法则不同。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问的过剩、灾害频仍、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虐，都可以迫使动随时发生，而以我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的地点也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被动而使质量的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往下推求，俞大猷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戚继光的募兵原